公元3年，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国陷入了长达年，恐怖的大分裂时期。
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人，每一天都活得战战兢兢，战争、瘟疫、饥荒、政变、兵变、劫掠……谁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明天。
作为南朝最有天赋的军事家，刘裕主持的北伐，开局打得势如破竹，似乎给了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一个终结乱世，「统一」的希望。
但时至今日，对于刘裕的评价，无不是遗憾的说，他「差一点」就能北伐成功，统一中国。
从希望到「差一点」之间，到底差了什么？
刘裕一生有过两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开始于东晋义熙五年，公元年。
当时，因为向后秦进献了过多乐伎，南燕君主慕容超觉得自己的宫廷里乐工不足，便出兵南下，掳掠晋人。
作为一个割据政权，南燕虽然版图不大，但鱼盐之利，物产丰饶，使他们兵力强盛，拥有战车近两万，步兵近四十万，鲜卑精骑五万多。
面对南燕的侵犯和挑衅，东晋的朝堂上一片嘈杂。
打还是求和？
当时晋廷中权势最大的刘裕与刘毅异口同声，都主张坚决回击。
按道理说，掌握话语权的人一致对外是好事，但问题就出在，二刘的看法竟然一致。
二刘是水火不容的政敌，这是现在，曾经，他们可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
他们是怎么反目成仇的呢？不过一个权字。
当年趁晋廷君主与门阀大族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一个名叫天师道的邪教组织，趁机煽动民众起兵反晋。
在弹压天师道的战争中，刘裕崭露头角，屡战屡胜，将天师道残部赶到了广州。
然而，动乱临近尾声时，桓温的儿子桓玄忽然把本来就浑的水搅成泥浆，迫使晋帝禅位，自己做了皇帝。为防司马氏东山再起，他还一手洒金币一手挥屠刀，大规模清洗北府兵高层。
二刘都出身北府，发生大清洗的时候，二人职务都不是很高，暂时没有遭到冲击，但他们明白，迟早有一天，屠刀会架到自己的脖子上。
所以，经过几次暗中商议，在权力、富贵和求生欲的驱动下，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
只用五天，二刘率领手里仅有的一千多人，就攻入建康，赶跑桓玄，并在随后的一连串战争中彻底摧毁了桓家。
因此，两人成了江东最有权势的大人物，但围绕着权力分割的问题，这两个曾经在尸山血海里背靠背恶战的老战友，却变成彼此最大的敌人。
如今，还是一个权字。
作为政治权力斗争中的重要筹码，北伐这么大一笔军功，是二者异口同声讨伐南燕的理由。
但指挥权只有一个，二人很快又陷入争端——这次北伐由谁来主持？
刘裕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寡言少语，一直不受门阀士族待见，看起来是个只会打仗的粗人；相比之下，既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也有累累军功的刘毅，显得更有竞争力。
好在当时的东晋朝廷里，掌握实权的，都是当初跟随二刘打垮桓玄的老战友。
而这些人，更加支持被门阀士族排斥的刘裕。
所以，说话有分量的那几个大佬一开口，第一次北伐的主导权，就落到了刘裕手里。
2虽然得到了北伐主导权，但刘裕一点儿也不轻松。
他知道，此次北伐不但要打败南燕，而且要打他个一日千里、虎虎生威，不能让背后虎视眈眈的刘毅，找到机会趁虚而入。
年初夏，北伐军踏上征程，第二年初春就消灭南燕，生擒慕容超。
可刘裕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朝廷就派人来催他赶快回国——在他与南燕对战的这段时间里，元气已经恢复的天师道军队，正迅速向建康挺进。
大惊之下，刘裕加急南下班师回国。
但还是迟了一步，还没到建康，坏消息传来——江州失守。
江州北部，是刘毅镇守的豫州，豫州东部，就是国都建康所在的扬州。
按刘裕的估计，敌人占领江州后，接下来最有可能突入豫州，然后走长江航线，直捣建康。
于是，他一回到建康，就给刘毅写信，委婉地说刘毅不是天师道军队的对手，如果天师道下一个目标是豫州，让他不要轻易出战。
为安抚刘毅，他还承诺等消灭敌人后，就把富庶的荆州交给刘毅掌管。
往明处想，这是对刘毅的关心和对大局的考虑；往暗处想，信里的人心幽微，就有点让人恐惧，或者说，这是刘裕担心刘毅为了保存实力，拒绝与天师道交战，而用的激将法。
如果刘毅打赢了，免不了损兵折将；如果打输了，那对刘裕独揽大权更为有利。
果然，本就因为失去第一次北伐的主导权，憋着一肚子气的刘毅，接到刘裕的书信后当场就炸了。
你刘裕凭什么瞧不起我？难道只能你北伐立功，我就不能打败天师道立功？
在争功心理的驱使下，刘毅出动麾下精锐，与天师道军队展开激战，结果一败涂地，狼狈逃往建康避难。
豫州失陷，建康岌岌可危。朝堂再次陷入争端。
除了刘裕之外，晋廷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天师道气势汹汹，锐不可当，不如迁都江北以避敌锋芒，就连当初支持刘裕北伐的那几个大佬，也大多主张迁都。
如果刘毅没有遭到重创，刘裕或许还能考虑一下反对声，但刘毅已成落毛凤凰，刘裕又挟北伐胜利之势强势归来，反对声再大，只是没意义的噪音。
不仅如此，以前说话还有些分量的那几个大佬，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刘裕的贬斥。
是为了表示坚决捍卫国都的决心，还是趁机进一步独揽大权？恐怕只有刘裕自己心里清楚了。
不久，天师道军队兵临建康，但多次攻城都被打退，无奈之下选择向长江上游进发，企图夺取荆州。
但此时越战越勇的刘裕怎会怕这秋后的蚂蚱？
随后，在刘裕的调度下，晋军分进合击，彻底剿灭天师道军队。
战后，刘裕做了一个意味复杂的举动——把荆州交给刘毅掌管。
表面上，是心胸宽广，哪怕豫州失守，而我也要兑现承诺；实际上，建康是门阀士族扎堆的地方，把刘毅挤出建康，相当于割裂他与支持者的联系。
而被放逐的刘毅，因为不甘心成为权力斗争的边缘人，抵达荆州不久，就发动内战，但因为军事能力稍逊一筹，很快兵败身死。
除此之外，在二刘相争期间，长江上游一个叫谯蜀的割据政权，误以为晋廷无暇西顾，放松了边境的戒备。刘裕抓住了这个良机，腾出一只手西征，用时两三个月就消灭了谯蜀。
至此，东晋内部再也没有人能与刘裕抗衡。
在现在的评价里，很多人认为刘裕是个只懂打仗杀人，不懂政治的莽汉，主要证据就是他处理东晋皇族的手段过于粗暴血腥，直接把禅位的皇帝宰了。
但纵观第一次北伐，我们可以看到，刘裕并不是不懂政治手段，只是比起阴谋，他更擅长——「你明知道我要整你，但我就是能牵着你的鼻子走」的阳谋。
而他之所以会选择简单粗暴的处理方法，这就得说到他「差一点」统一全国的二次北伐。
3主流的说法是，刘裕二次北伐是为了积累军功，为改朝换代做铺垫。
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不是太有说服力。
桓玄、南燕、谯蜀、天师道、刘毅，都是被刘裕消灭的，他要想改朝换代，这么大的军功已经足够了，并不是很需要「多此一举」地发动二次北伐，即使他想改朝换代，也没有谁能阻挡。
他发动二次北伐的动机是什么呢？
首先，这或许跟他的出身有关。
他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区）长大，但那里不是他的祖籍，他的祖先是永嘉之乱后南迁的侨人。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侨人南迁的特点之一是——
南迁之前就是上流社会的，南迁后依然是上流社会，喜欢在扬州扎堆，尤其喜欢在建康居住；
南迁之前就是底层的，南迁后依然是底层，被安置在长江北岸的京口一带，充当抵御胡人南下的炮灰。
江南的生活比较和平，南迁之后只过了一二十年，上流社会对胡人的仇恨就变淡了；江北的炮灰时常遭到胡人袭扰，国仇家恨则一代代地得以延续。
所以，东晋王朝的历次北伐中，北伐军当中都有京口侨民的身影，事实上，他们也是北府兵的主要成员。
作为在京口长大的侨人后裔，出于朴素的民族心理，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刘裕，难免对胡人的仇恨深一点。
其次，刘裕二次北伐或许跟建康的政治环境有关。
东晋的政体是门阀政治，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经营，门阀士族早就通过联姻手段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
刘裕的确战功卓著，但他消灭的只是战场上的敌人；在政治场上，不知道有多少敌人在低眉顺眼的恭维下，盼望着这个出身底层的老兵赶快失败。
这个问题绝不是培养几个心腹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进行深层变革。
变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另外培养一套班底；另一种是另建一个政治中心，削弱建康的政治地位，使它成为陪都或者不再作为首都。
这两种方式中，前者显然不如后者，因为建康的官场已经烂透了，粪坑里培养不出白天鹅，很难保证新班底不会被陈腐的门阀士族侵蚀。最好是远离粪坑，再建立一个新都，才能给新王朝打造出新气象。
除了建康，还有哪里适合作为首都呢？不言而喻，只有北方的洛阳和长安。
或许，就是在仇恨胡人、另起炉灶，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刘裕决定发动二次北伐。不过，不完全排除他有积累军功的意图，毕竟，军功越大，另起炉灶时说话才更有分量。
二次北伐肯定是要发动的，刘裕决心已定，但战争不是说打就能打。决定北伐之后，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等着他去解决，那就是，北伐的军费从哪里来？
4为了得到北伐所需的财力支持，刘裕独揽大权后，下令推行土断，即历史上著名的义熙土断。
通俗地说，土断就是清查被门阀士族侵占的人口、土地，扩大税收来源。
两晋南北朝年间的门阀享有许多特权，其中，东晋南朝门阀的特权大于十六国北朝的门阀，而在东晋南朝的门阀之中，又以东晋门阀享有的特权最大，对土地和人口的侵占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因此，东晋自开国之日起，国库就一直很紧张，财政最为吃紧的时候，皇帝想吃一块好猪肉都难，门阀大族却可以吃上好的牛肉。
桓温主政时，曾经推行过比较严厉的土断政策，部分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但是经过许多年的消耗，当年的改革成果已经快被耗尽了，如果不推行一次新的土断，且不说二次北伐，晋廷就连基本的财政支出都成问题。
刘裕土断与桓温土断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即进行人口普查，命令门阀士族释放奴隶僮仆，扩大税收人口。
不同之处在于，桓温的侧重点是国富，刘裕的目的是双重的，既要国富，也要民丰。
大地主侵占土地和人口，一直是封建社会的顽疾，在东晋王朝，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因为朝廷对社会底层的搜刮特别严重，有时候比门阀还苛刻，老百姓积攒一点家产千难万难，破产却是分分钟，这就等于变相地把土地和人口赶到门阀手里。
刘裕出身社会底层，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推行土断时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个附属政令，即轻徭薄赋，为底层减负。并且，在推行土断政策的过程中，京口一带的侨民还得到了他特意给予的税收优惠，因为他们是北府兵的主要兵源。
筹备二次北伐期间，东晋发生了两次叛乱，作乱者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阻挠刘裕「窃取」司马氏的江山。不过这两次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没有影响到刘裕备战。
等到人力物力全部准备妥当，剩下的就是选择北伐时机了。
5义熙十一年（45）深冬，后秦君主姚兴去世。
次年春季，刘裕正式启动二次北伐。
五月，北伐军乘船北上，在彭城附近扎下营地。
南方的雨季已经来临，但北方的大地依然处于旱季，河流水位下降，不利于舰队航行。北伐军将在这里等待一段时日，北方迎来雨季时，才能继续行军。
刘裕心思重，寡言少语，除了他自己，再也没有别人知道具体的作战规划。
此时，他正在建康整治朝廷秩序。他不容许自己出征后，异己势力在后方搞小动作。等北方迎来雨季，他才会开赴前线，公布具体作战指令。
这一年的中国北方干旱少雨，直到八月，降雨量才渐渐多起来。
当月，刘裕启程北上，在彭城（今江苏徐州）设立总指挥中心。出发前，他诛杀了几个危险的异己分子，将镇守后方的所有事务，全权委托给了最为信任的刘穆之。
北伐军进入黄河有两条水路可走，即汴水和泗水。虽然北方的雨季来临了，但泗水和汴水的水量依然有限，水位没有达到通航的要求。
针对这个问题，刘裕抵达彭城后，派遣了两路开通水源的军队：一路由沈林子率领，疏浚黄河南岸石门附近的水道，引黄河水进入汴水；另一路由王仲德率领，凿通黄河与泗水之间的巨野泽，引巨野泽入泗水。
同时，他还另外派出了两路军队，一路由王镇恶、檀道济率领，另一路由朱超石率领，攻占后秦在中原的许昌、荥阳、洛阳等据点，为开凿水道的那两路军队提供安全防护。
此外，刘裕又命令沈田子（沈林子的哥哥）率领一路军队，切断关中秦军与中原秦军之间的联系。
而这一切的部署，最典型的特点，就是除了王仲德是老战友外，其余跟随他二次北伐的战将，几乎都是年轻人。
刘裕喜欢启用年轻人，觉得年轻人有闯劲，敢打敢拼，一如当年的自己。
只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年轻人的闯劲有时候能立大功，有时候也会闯大祸。
6九月，王镇恶、檀道济、朱超石，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为负责疏浚水道的那两路军队扫除了障碍。
经由汴水和泗水，都可以进入黄河，但走哪一条水道，直接关系着战局的演变。
走汴水，可以直接进入中原腹地；走泗水，必须经过北魏边境，如果处理不好与北魏的关系，秦晋之战就有可能演变为秦、晋、魏三国之战。
不巧的是，由于河道淤塞严重，汴水航道迟迟没有疏通，只有王仲德完成任务，打通了巨野泽与泗水之间的通道，于是，这毫不意外地引起了北魏的警惕。
北魏大部分版图在黄河北部，黄河南部的领土有限，巨野泽恰恰就在北魏的河南领土与后秦疆域的交汇处。
河南的魏军兵力少，因为摸不清晋军的意图，当王仲德来到巨野泽之后，他们急忙放弃南岸的重要据点滑台（河南滑县附近），撤到了河北，王仲德则在开凿水道的同时，顺手接管滑台。
北魏君主拓跋嗣因此更是神经紧绷，多次派出使者奔赴彭城，要求晋军撤出滑台。对此，刘裕一再表示，滑台只是暂时借用一下，当做临时据点，消灭后秦后就归还。
拓跋嗣并不相信这种说辞，但刘裕没有明显的开战意图，他也不愿激化矛盾，于是，本着祸水西引的原则，他同意暂时由晋军驻扎滑台，并命令黄河北岸的魏军加强戒备。
刘裕与拓跋嗣打外交官司这段时间里，由王镇恶、檀道济、朱超石率领的那两路北伐军，在中原大地上摧枯拉朽，将洛阳周边所有的障碍全都铲除。
只要拿下洛阳，二次北伐就相当于成功了一半。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洛阳的坚固程度，绝不是中原地区的其他城池能比的，但因为与关中的联系被切断，力量薄弱的守军抵抗了几天，就开城投降了。
此时是义熙十二年（46）深秋，经过过去数月的征战，北伐军已经有些疲劳，刘裕因此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就地过冬，等明年开春再继续发动新一轮攻势。
然而，就在此时，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自作主张，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
7从洛阳到长安，北伐军需要攻克两道天堑，即函谷关和潼关。
义熙十二年（46）冬天，后秦王朝发生内讧，秦主姚泓被迫调回镇守函谷关、潼关的守军平乱。
面对如此有利的局势，那几个年轻的战将立功心切，没有向刘裕汇报，就擅自率军西征，迅速占据函谷关。
在他们赶往潼关的路上，战局再次发生变动，姚泓扑灭内乱，并加派人手巩固了潼关的防御。
继续向关中挺进，还是留在原地等主力抵达？
几经商议，那几个胆大包天的年轻人决定硬碰硬，强攻潼关。
由于他们自作主张的西征，抽调了留守中原的大部分兵力，刚刚被收复的中原地区很快出现了守备空虚的问题，有的留守官员甚至公然倒向北魏。
为此，刘裕不得不提前发动攻势，率领舰队从彭城出发，走泗水航线北上，分出一部分兵力加强中原防御，然后率领其余的兵力走黄河西进。
听闻刘裕兵临中原，拓跋嗣为防晋军忽然发难，赶快派遣司徒长孙嵩率领十万大军加强黄河北岸的防御。
义熙十三年（47）三月，在潼关奋战的那几个年轻人撑不住了，派来求援使者，请主力迅速增援。
刘裕把使者叫到船上，推开窗户，指着对岸虎视眈眈的北魏军队，以恼怒的口气，问了使者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怎么派遣援军？」
此时，北岸连绵起伏的小山丘上，头发梳成小辫的鲜卑骑兵，充满敌意地盯着长河里的敌人。
自北伐军在黄河上出现的那一天起，战争的阴云就积压在黄河上空，但双方一开始都很克制，没有发生摩擦。
然而，随着北伐军的西进，魏军渐渐不安分起来，经常劫掠因缆绳断裂而漂到北岸的战舰。
刘裕急于西行，不愿意横生枝节，当时只是把这些事当成意外，但舰队越往黄河上游走，水流越湍急，几乎每天都有零星的船只被冲到黄河北岸，全都遭到了鲜卑人的劫掠。
如是再二再三，刘裕被激怒了。
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鲜卑人的气焰只会更嚣张，等舰队驶离中原之后，鲜卑人如果截断北伐军的退路，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时，必须打一仗，来威慑鲜卑人。
所以，这个关头之下，使者再怎么求援的时候，他也没有余力增援潼关了。
或者说，他必须先打败魏军，才敢增援潼关，否则，一旦后路被魏军截断，大家都得完蛋。
这一仗，不仅要打，还必须速战速决，最好是一战就能击溃魏军主力。
不然战线拉长，消耗过多，补给咋办？等待增援的愣头青咋办？
问题是，决战不是想打就能打，不是你说打决战，魏军主力就会倾巢出动，必须设计把他们引来。
怎么才能把他们引来呢？
8义熙十三年（47）四月，黄河北岸发生了一场轰动「国际」的恶战，刘裕摆开被后世无数军事迷津津乐道的却月大阵——仅出动两千多人，就暴打魏军主力。
很难说却月大阵具体是什么样，从有限的历史记载中推断，它大概是一种用一百辆战车结成的军阵，背靠黄河，两端紧贴河岸，中间凸起，状如新月，每辆战车上部署士兵二十多人，军阵前方有一道用一人多高的大盾结成的盾墙。
此时，北魏游骑兵还未领教过却月大阵，当他们发现上岸的晋军只有两千多人时，不免怀有轻敌之意，没想到的是，数次发动的攻击，都被打退，只能连忙通报主力。
不久，长孙嵩率领主力到场，利用兵力优势，对两千多北伐军发动强攻。
一百辆战车围成的防线长度有限，魏军一拥而上，马上就出现了兵力过密的问题。
这时候，北伐军祭出大杀器——藏在战车里的一百张强弩，发动了暴烈的齐射。
尽管伤亡惨重，但凶猛好斗的鲜卑人，没有被劈头盖脸而来的箭雨吓住，硬是冲到了北伐军的盾墙前。
情急之下，北伐军把长矛截断，两人一组，一人在前持矛，一人在后用大锤猛击短矛的另一头，每一击都能洞穿三四个鲜卑人的胸腔。
血战持续了大半天，鲜卑人斗志沦丧，长孙嵩不敢恋战，急令残军撤退。
接到前线传回的战报，拓跋嗣终于知道刘裕是个不好惹的狠人，赶快给长孙嵩送去道诏书，命令他以后谨慎行事，不得擅自袭扰敌军。
作为对鲜卑人「善意」的回报，刘裕派遣特使上岸，送给了长孙嵩一些江南的土特产和甘甜的米酒。
刘裕继续西进的路上，潼关下那几个冒失的年轻人，也奋力搏杀，渐渐占据了上风。秦军曾试图攻击他们的粮道、切断他们的水源、割裂他们与主力的联系，但那几个头铁的年轻人，一次次挫败了敌人的图谋，甚至奇迹一般攻破了潼关，可由于后援没到，他们也不敢轻易向关中腹地挺进，只能在潼关等待主力到来。
同年八月，刘裕抵达潼关，亲自调度各路大军涌入关中，攻占长安，荡灭了气息奄奄的后秦王朝。
光复洛阳和长安，是西晋永嘉之乱后，无数有志之士的梦想，但在整个东晋南朝的历史上，只有刘裕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看遍长安，建康就送来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消息——镇守建康的刘穆之去世了。
9义熙十三年（47）初冬，刘裕匆忙归国，临行前把那几个年轻的战将留下，命令他们协助刘义真（刘裕次子）镇守长安。
如果没有刘穆之的突然去世，刘裕攻占关中后将会怎么做呢？
有的人认为，他根本就没有统一中国的意图，消灭后秦，得到洛阳和长安就心满意足，刘穆之去世只是他停止北伐的借口；有的人认为，他有统一中国的打算，但刘穆之的去世过于突然，他怕后院起火，才仓促撤退，致使统一大业半途而废。
哪一种说法对呢？这得结合历史背景来看。
中国北方当时主要有六个割据政权，北魏，西秦、北凉、西凉、北燕、胡夏。
西秦、北凉、西凉，盘踞在河西地区，胡夏盘踞在关中北部。这四个政权都是弹丸小国，没有左右时代大局的实力。慑于刘裕的威势，北伐军进驻关中前后，它们都派来使者，声称想跟东晋和平共处。
北魏和北燕的态度怎么样呢？
北方诸国当中，北魏版图最大，实力最强。虽然北伐军曾经用却月军阵，使魏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由此而换来的和平只是暂时的。
刘裕抵达关中不久，拓跋嗣就派兵入侵东晋北疆，企图切断刘裕的归路。
针对北魏的恶意，刘裕的对策，是跟位于北魏东部的北燕建交。
这个举动的用意无非两个：联合北燕，夹击北魏；或者利用北燕牵制北魏。
如果是前者，说明刘裕有统一中国的意图；如果是后者，说明刘裕的统一意愿不是很强烈，更多是想用北燕分散北魏的注意力，便于北伐军安全撤退。
这两种情况中，前者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刘裕离开关中时，面对关中父老的挽留，把儿子和最得力的那几个战将留下，就是为了表明自己还会回来，继续推进北伐的决心。
换句话说，他原来想灭秦之后趁热打铁，完成统一大业。可惜，刘穆之去世得太突然，除了尽快返回建康，以防大本营失守，他没有别的选择。
返回建康，本身不是什么错误，但在守备关中的问题上，刘裕走了三步后果极其严重的错棋。
0刘裕的错误在于，一是误判胡夏君主赫连勃勃，把野心勃勃的敌人当成了可以暂时和平共处的盟友；二是对留守人选的安排有误，没有想到十一岁的刘义真做起恶来，桀纣都得直呼内行；三是没有处理好关中留守将领之间的关系。
胡夏地盘小，但赫连勃勃的胃口很大，早就想吞并关中，只是因为惧怕刘裕，迟迟不敢动手。
刘裕返回建康不久，关中守军发生内讧，那几个年轻的战将为了争功明争暗斗，刘义真非但没有调解，反而激化内部矛盾，并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民怨沸腾。
更加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接到关中内讧的消息，刘裕不仅没有调解，反而搞起了所谓的权术，对关中守将进行拉拢分化，致使内部矛盾愈演愈烈。
眼看着关中越来越乱，赫连勃勃迅速挥师南下。
惊闻剧变，刘裕赶快派兵援救，无奈为时已晚，在赫连勃勃的重击之下，关中的局势已经无力回天。
义熙十四年（48）初冬，长安岌岌可危，恶少刘义真大肆劫掠平民百姓，然后运载着堆积如山的财宝离开。
北伐军当初进入关中时，关中百姓有多么欢迎，北伐军离开时，关中百姓对他们就有多么憎恨。
抛弃长安后，刘义真没走多远，赫连勃勃的追兵赶到，经过几天的激战，北伐军全军覆没，刘裕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那些年轻战将，全被赫连勃勃杀死。刘义真命大，在一些僧人的护送下，几经辗转，侥幸回到江东。
刘裕英雄一生，怎料晚年竟遭此奇耻大辱。
站在建康城头，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他只能在残阳里流几行悔恨的眼泪。
他为什么不再一次发动北伐，收复失地呢？
这得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问题——他是不是「差一点」就能统一中国？
刘裕二次北伐，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开场有多提气，结尾就有多丧气。
不可否认，在那个恐怖的大分裂时代，刘裕是南方政权最有天赋的军事家。
然而，人终究逃不开历史局限性。
唐朝以后，古中国的经济重心才渐渐南移，两晋南北朝年间，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如果说当时的北方是市中心，江东顶多算城乡结合部，再往南的地方，比如广州、交州，简直就是荒芜的无人区。
刘裕的军事天赋，只是东晋的附加值。说到底，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比拼的是国家实力，北魏当时的实力之强，并不是东晋能比的。而且，刘裕二次北伐时，后秦处于日暮西山的衰落期，北魏则处于蒸蒸日上的扩张期。
表面上看，刘裕离统一中国的「差一点」，是刘穆之的突然去世；深究的话，这「差一点」是「差多少」，可就很难说了。
关中沦陷时，刘裕年事已高，国力也不允许他发动报复，组织第三次北伐。因此，西北望长安，他只能无语泪两行,咽下这口窝囊气。
元熙二年（），刘裕建立刘宋王朝，迫使东晋末代皇帝晋恭帝禅位,不久将其处死,并屠戮司马氏宗室。
有人说,以前的禅位君主都能善终，刘裕欠缺政治头脑，开启了弑君的先河，致使随后的弑君事件不断。
这种说法显然不对，刘裕绝不是弑君第一人,在他之前，就有数不清的君主被权臣杀死，他屠杀晋恭帝和司马氏也不能说明他欠缺政治头脑，相反,那是他二次北伐失败后能选的最优解。
随着关中的沦陷,刘裕在北方另起炉灶的可能性变小了，虽然在洛阳建都也是一个选择,但洛阳离强大的北魏太近,地理条件也没有长安那么好。
为此，刘裕不得不回到原点,把门阀势力盘根错节的建康,作为刘宋都城。在这样的情况下，留着司马氏，等于给门阀士族留下了借尸还魂的念想。
屠戮司马氏同时,刘裕也对门阀做了一些处理，但建康毕竟是门阀势力的大本营，将他们连根铲除是不可能的。所以,刘裕处理门阀的方式，不过是提拔一批次等门阀，取代司马氏时代的老牌门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南朝政权后来依然在门阀的阴影里打转，虽然它们的势力没有东晋时代那么大,但还是可以让皇权头疼。
尽管刘裕北伐的结尾令人扫兴,但好在北伐军在黄河下游打下的一些据点没有失守,这就为南朝最为核心的领域,赢得了战略缓冲空间。
南朝政权的一大特点是,以黄河为第一防线时国力最强，以淮河为第一防线其次,以长江为第一道防线时，死期就快到了。
如果说,在刘裕戎马生涯的巅峰时期，南方政权一度有一点统一全国的可能，那么,在刘裕之后，那些军事能力远远不如他的南朝君主，就只能等待死缓，无奈地看着北朝铁骑渐渐攻破黄河、淮河、长江。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个故事的结局不尽人意。
可即使如此，对于刘裕之后的南朝，那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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