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地名，想必大家都有一种“南方地名听起来比较雅致，北方地名有点土气”的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村一级的地名来说，“姓氏+通名”这种格式在北方非常常见。我们以洛阳偃师缑氏镇为例，其下辖的24个行政村的名称分别为：缑氏、化寨、盆窑、程子沟、崔河、郑窑、夫子庙、南家、双泉、刘庄、孙坡、邢村、布村、扒头、官庄、李庄、唐僧寺、马河、柏谷坞、金屯、王湾、马屯、贾屯、呼沱，其中“姓氏+通用名”格式的有14个，超过一半。我们再以位于南方的温州永嘉碧莲镇为例，其下辖的行政村多达43个，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中牵着到姓氏的只有5个，不足1/9。两镇相比，悬殊巨大。
我们首先来对缑氏镇和碧莲镇做个简单的介绍。
众所周知，洛阳是我国著名的古都，其下辖的偃师市也是历史悠久，著名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就位于偃师。同时偃师也是商都西亳的所在地。而缑氏自身的历史也不可谓不悠久，宋代《太平广记》云：“西王母姓缑，河南缑氏乃西王母修道之故地也。”而且我们也可以推断出，“缑氏”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地名，西王母在此修道，所以也跟着姓“缑”，这个地名出现的时期比西王母还早。周灵王的王后也姓“缑”，出生地就在缑氏。如今这个姓依然有，但是属于罕见姓，主要分布在北方。西周时期，这里是刘国，天下刘姓皆出于此。同时，缑氏还是大唐高僧玄奘的家乡。
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华夏第一鼎”而温州则是著名的瓯越之地，长期以来远离我国的文化中心。永嘉县的历史最长则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的永嘉郡，但是彼时永嘉郡的治所实际上是在永宁县，也就是今天的温州市鹿城区。永嘉县第一次真正成为县级政区则需要晚至唐代武则天时期。碧莲镇的历史则更短，得名于明洪武年间。
明朝洪武己酉夏，刘基念族而五服，命驾来竭祖庙——永嘉郡祠赠一额，欣视溪水碧清，莲山草木葱茏，遂赐村名为碧莲。
可以看出，“碧莲”是赐名的结果，而非自然形成。刘基就是刘伯温，是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其为碧莲镇命名的方式也很明确，是以自然景观特征为名。
刘伯温画像而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华夏民族是起源与北方，而后逐渐南迁的。第一次大规模北民南迁是在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第三次是在宋金时期。南方人口直至唐代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长江中游地区依旧是荒无人烟之地，岭南依然是流放犯人的地方，西南地区还是化外之地。
而我国古代对于人口的管理也很有特色的，南方大量未被汉化的土著民实际上长期以来是不纳入管理范畴的。很多地方虽然设置了州郡县，但实际上朝廷派遣的流官到底能管多少事儿也是未知数。所以南方不少地方都成了杀不得，但犯了重罪的官员的流放之地。
这就意味着，南方的地名除了“赐名”之外，还会有大量的非汉语地名的音译名，这一点在苏南和浙江的地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家所熟知的杭州，苏州，无锡等其实都不是汉语名。“姑苏”显得很有文化？实际上只是个没有什么含义音译词一文里就详细分析了这种现象。三国孙吴灭亡之际，其士兵里由半数其实都是百越民而非华夏民。粤语里也有大量底层词汇来源于百越语研究认为，现代研究认为，“北民南迁”的规模其实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大，南迁的主要还是上层社会，普通民众是没有能力南迁的。南方人口暴涨的原因，土著居民汉化，被纳入户籍管理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一点从语言的演化上也可以看出来。潘悟云先生的《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中提到，汉语的南方方言并不是从北方汉语方言中分化出来，而是古代的百越语在北方汉语的不断影响下，通过语言的混合，旧质不断消亡，新质不断增加而形成的新语言。这意味着南迁的汉民的规模并未压倒南方土著的规模，甚至还处于劣势，所以才会有语言融合而非替代。直到南宋，浙江一带都保留有不少百越习俗。《观潮》里写道“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我们知道，“披发文身”就是百越习俗。《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而且南宋有些士兵有一个怪异之处，就是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吃小米。《宋史·列传·卷一百二十八》记载：“时虏气已夺，日虞王师之至，委弃戈甲、粟米山积，诸军多仰以给。惟闵军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众。”这里的“闵军”指的是南宋将领成闵所率领的军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时敌人的士气已经消失，等到南宋军队抵达的时候，他们都丢盔弃甲，被抛弃的小米堆积如山，南宋军队大多仰仗这些粮食作为补给。只有成闵率领的军队里浙江人比较多，向来不吃小米，所以饿死的很多。
我们都知道，小米是我国传统五谷中的“稷”，或称为“粟”，是华夏民最重要的食物之一。北宋黄庭坚曾写道：“三晋山河数十州，频年水旱不能秋。我公出把司农节，粟麦还于地上流。”还有文章写道：“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
可以看到直到北宋时期，粟仍然是重要的粮食作物。甚至南宋其实也盛产小米的。湖南地区有些地方只能种植小米，浙江一带在稍微干旱的年份就放弃水田改为旱田。南迁的北方人在短时间里迅速改变了南方的种植结构，但是浙江一带的土著长久却没有吃小米的习惯，还没来得及转变，如果征发这些刚刚汉化的百越民入伍，就容易出现这种怪现象。因此，像苏州，杭州，无锡这样的百越语音译名在古百越地区大量出现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人们觉得外国地名好听，本国地名土也是这个原因。当你看到“王庄”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只不过是个姓王的人比较多的村子。但是当你看到“王威勒及”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就会瞎联想。就像“杭州”一样，鬼知道“杭”竟然是“水浅的地方”？杭州的雅不在于杭，而在于西湖，白娘子这些文化联想。而“赐名”就更不用说了，士大夫都是文化人，赐名当然要挑好听的。
而北方不一样，北方的地名大都是自然形成的，带有方位词和姓氏就特别多。而且早起劳动人民没什么文化，起名就以实用为主，自然显得土了一些。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