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加剧和时局的逆转，中共中央指示全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反对顽固派的进攻。年7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组织上的隐蔽政策和精干政策”。10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召开闽浙两省部分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强调要独立自主搞武装和执行“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此时，中共中央和东南局的指示精神尚未经中共浙江省委传达到中共浙南特委。特委认为，年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武装“清乡”虽已告一段落，但由于浙南地区情况特殊，今后将会面临更加残酷的斗争，而搞好泰顺、福鼎和鼎平3个闽浙边基本地区的工作，对浙南坚持长期斗争十分重要。为此，龙跃等于10月到这3个地区检查与部署工作。
特委发现鼎平中心县委书记周义群生活腐化，以落后顽固分子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同时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于是，龙跃主持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纠正周义群在统战工作中所犯的“左”倾错误，并将鼎平中心县委改为鼎平县委，书记由原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陈百弓担任；周义群调省委机关工作。
同时，特委决定成立中共浙闽边区办事处，主任赵传彬(年7月后为王明扬)，代表特委指导这3个县的工作，便于特委集中精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对浙南基本地区的正面和西侧翼的进攻，以及加强地处海防抗日前线的平阳、瑞安和永嘉的工作。
10月底，龙跃等回到平阳北港凤卧基本地区，接到省委书记刘英给浙南特委的信。信中指出：时局逆转，整个局势将会更加严峻。并附来中共中央和东南局指示，要求立即贯彻执行《决定》。
随后，特委立即采取各种措施贯彻执行《决定》精神：特委及各县委改委员制为特派员制；党的组织工作实行巩固为主的原则，慎重地发展党员；精简机关人员；划小基层党支部；在城镇和交通要道的支部和党员实行单线联系；群众的团体转变为读书会、小组等形式。各县均组织了精干的武工队，保卫机关，镇压汉奸及其他反动分子，并执行护送干部、筹款等任务。11月和12月，特委分别举办了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训练班，专门学习适应隐蔽精干的工作方针。
浙南局势的发展，证明中共中央和东南局的指示是及时正确的。年12月，国民党在龙泉成立“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由张宝琛担任第五绥靖分区指挥部司令，保安团团长雷霆为“督剿办事处”主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宣铁吾也亲临永嘉、瑞安、平阳等地视察“督剿”。
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指挥部调集浙保三团、浙保第八大队和闽保三团“清剿”浙南基本地区，采取“搜剿”“堵剿”“分区封锁”“据点合围”等手段，仅年就有拉网式大搜山5次，分山头包围、搜查50多次，入山入村骚扰则不计其数。这年夏天，仅平阳北港及鼎平县委所属的蒲门和前岐一带，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就达多人，被杀害多人。
浙南地区早期农民领袖叶廷鹏、鼎平县委书记陈百弓、代理书记欧阳宽、县委委员朱善醉、青景丽县委书记郑竟成、泰顺县委青年部长王烈怡和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的女儿、年仅15岁的共产党员郑明德等人均在此期间被顽固派杀害。
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省。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南局的指示精神，决定把从特委到区委的委员会制改为单线联系的党的特派员制。4月，省委机关从丽水迁回温州城区。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任命刘英为华中局委员。7月，又任命刘英为华中局特派员，负责指挥闽浙赣三地区党的工作。9月，特委机关从平阳北港移至永嘉纸山。由于叛徒的出卖，年2月8日晚，刘英在温州小南门恒丰盐店附近被捕。接着，省委秘书周义群被捕叛变，出卖了他所知道的省委在温州城区的秘密联络点。从8日晚7时开始至9日7时结束，省委设在温州城区的7个秘密联络点均遭破坏，共计被捕8人，省委机关被彻底破坏。这起事件史称“温州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浙江蓄意制造的一起最严重的反共事件。5月18日，刘英在永康方岩被杀害。刘英的牺牲是浙江党和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温州事件”发生后不久，龙跃在瑞安梅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面对刘英遭逮捕、省委被破坏的严峻局面，浙南地区如何坚持斗争的问题。最后，会议决定继续坚持农村革命阵地。3月，特委决定将永嘉县的瓯江以北部分（即今永嘉县辖区）划出，单独成立瓯北县委，书记胡景瑊；瓯江以南部分（即今鹿城区、瓯海区和龙湾区）仍归永嘉县委领导。同月，成立浙南特委驻纸山办事处，由吴毓、孙经邃负责，指导永嘉、瑞安和瓯北3个县委的工作。
5月，浙南、台属特委领导人根据省委以前的决定，将乐清县委（包括玉环地区）由台属特委划归浙南特委领导。同时，特委机关从永嘉纸山移至青景丽地区梅岐山区（今属景宁畲族自治县）。7月，特委决定将中共浙闽边区办事处改为中共浙闽边区委，书记郑丹甫，负责指导泰顺、福鼎县委和鼎平地区[6]党的工作。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浙南基本地区的“清剿”。在顽固派反复“清剿”中，浙南大批党员骨干牺牲。年4月，浙闽边区办事处主任王明杨在福鼎沙潭村遭顽军枪击，当场牺牲。11月，平阳县委财政员夏梅山在平阳水头街牺牲。青景丽地区大峃、黄坦两区被捕多人，不少人遭酷刑。因被强行“移民并村”，不少农民被迫离开世居的故土，丧失了耕地。在顽固派军队“清剿”的重点区域，基本地区日益缩小，活动与给养极端困难。中共中央、华中局对浙南的工作非常关心。年5月，华中局经过福建省委给浙南发来指示信，要求闽、浙基本地区的党组织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鉴于浙南地区大部分是老区，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脱产人员，因此浙南特委又将所属几个县恢复了委员会制。11月10日，特委发出《关于当前浙南党的中心任务的指示》，全面总结了两年来执行隐蔽精干政策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此后的工作任务。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年3月，特委决定成立江北办事处（又称括苍办事处），主任吴毓，指导瓯北、乐清（含玉环）两县党的工作。12月，特委又决定将泰顺县委管辖的泰东北区委划出，另建为瑞平泰县委。
年6月，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叫嚷“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在福建浦城重建“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分设3个区指挥部，第三指挥部下辖永嘉、瑞安、平阳、乐清，泰顺、玉环、丽水、青田、缙云、云和、景宁和福鼎、寿宁共13县，指挥部设在青田。这年秋，国民党调集重兵，向浙南基本地区再次发动规模较大的武装“清剿”。
在瓯江以南地区，国民党除了原来的浙保、闽保和各县的自卫队外，又增加了“闽浙赣剿匪第五团”。顽军到处搜山“清乡”捕人杀人，甚至整村烧光，全家杀绝。泰顺县泰东区的青门坳、杨家潭、板寮岗、双溪一带连续两次遭到顽军的大烧杀，房屋被毁40座，全家被杀的有8户。但群众始终坚强不屈，房屋被烧就盖草棚住，甚至入住山洞、古坟洞。
在瓯江以北地区，“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在永嘉枫林设立第十四督剿处，主任曹集云直接指挥两个自卫中队，还纠集李少金、范亦宸等为骨干组成的“肃奸队”，配合军事行动，部署规模较大的“清乡”。11月23日，曹集云率领多顽军分三路向小陈地区发起武装攻击，被武工队和武装群众击退。在此前后，吴毓派郑九芝、牟老法等人去永嘉、仙居、黄岩边境的小坑黄山，做土匪头目余汝苟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不要劫掠人民的财产，要同国民党斗争。当时余汝苟等权衡利弊，表示同意共同反“清剿”，对付国民党顽固派。12月10日，吴毓亲率瓯北县委组织部长徐顺性、武工队长潘统镛等去黄山村，与余汝苟接洽，结果不幸遭到暗算，吴毓等6位同志不幸罹难，郑九芝、牟老法奋力突围，逃了出来。江北办事处解体，瓯北、乐清两县委与浙南特委的联系也随即中断，至次年7月才恢复。年底，经请准浙东区党委，瓯北县委将已暴露身份的谢用卿、胡国洲、郑九芝等近名干部撤到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年2月，第十四督剿处从枫林移驻乐清虹桥，曹集云亲率多名顽军进驻山面乡，指挥“清剿”；而乐清县委负责人邱清华、周丕振等就隐蔽在山面乡附近的山洞里，指挥反“清剿”。期间，邱、周抓住时机，率武工队员袭击虹桥税务所，缴获大量现金。3月31日，第十四督剿处撤销，“清剿”结束。
参考资料：《中共浙江历史》第一卷、《中共温州历史》第一卷，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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