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今人早已视如洪水猛兽，远离毒品已成人们的共识。在解放前的温州城，一度烟毒泛滥，烟馆多多，贩卖烟土与吸食者各得其所，政府官员查禁鸦片贸易黑幕重重。本文根据史料整理出几个片段，仅供参考。
一、烟馆
解放大街西侧有条窄一点的街道，叫鼓楼街，它早更的地名叫渔丰桥。
鼓楼街口昔日烟馆按门牌这幢两层建筑先前开有一家照相馆，再早点是旅社。而在抗日战争前后，这里是永嘉（温州）县政府准许设立的合法烟馆所在。
烟馆是供烟客购买鸦片或开灯吸食鸦片的场所。清末，虽皇帝也“禁天下臣民吸食鸦片并种罂粟”（徐定超语），温州城乡烟毒仍旧泛滥。年，也就是距今年时，城里开始出现公开贩售鸦片的大小烟馆。
历史老人戴文席回忆道，当时规模大的烟馆叫“大土行”，有打锣桥口的广东人经营的广仁昌，府前街福建人经营的泉春，本地人所开的坤记、苏吉昌，鼓楼下的慎顺，铁井栏的慎源等六家，专事批发。贩售的鸦片，以印度出产居多，名为大土，形若西瓜。每个重约两斤，价值银币二十元左右。后来又有了一种取名金花红的烟土。
罂粟植物还有一种规模小一点的烟馆，它从大土行那里购得货，再开灯供吸食者享受，或卖到乡下，所谓零售。比如大南门的马元武，虞师里的王岩明，谢池巷的银翠，晏公殿巷的金翠，城西街的潘昆，水井佛前的伍老大，麻行僧街的凌子耀，东门外的公秤支，大同巷的阿有等等。
人分三六九等，烟馆根据顾客层次，有的房间装饰雅致，烟具考究，所谓的名士们便趋之若鹜。
还有一种下等人的烟馆，分散在偏僻的巷弄底，专门招待穷鬼、妓女、流氓，三教九流，什么来路都有。“房里终日烟雾腾腾，人声嘈杂”，这个叫“煎烟馆”，统称“烟馆”。比如朔门的短命三儿，信河街番人云，小南门阿海等。
国内低档进入民国，政府在全国禁烟，温州城的烟贩暂时收手了，市面上公开的贩售转入地下。但是，因为是暴利行当，那些烟贩就使出浑身解数，或暗中攀附外国势力，或勾结贪官污吏，私下售烟一直也没有决绝。
二、旧政府“禁烟”是明禁暗纵
民国初年，政府不允许鸦片生意存在。查禁烟案均由县知事办理，当时永嘉县知事叫刘强夫，是个表面西装革履，绅士派头，暗中拼命捞钱的家伙，他派出缉毒警察四处找有钱的烟客。当时乡下地主如茶山诸岩松，霞坊叶玉周，庵下徐元臣和徐元海，城内富商户如任杰三、陈文光、陈秋全等人，都曾被敲竹杠，每人罚金一千、八百元不等，闹得鸡飞狗叫。有的烟客们纷纷避往上海以外县区。人们背后给知事取了个外号，叫刘强盗。后任知县郑彤文，自己本身就是一只老抢，除了自己抽，把所有没收下来的鸦片叫下手偷偷拿去卖掉，将钱装入私囊。
官商勾结大约年，浙江省设立禁烟督办公署，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阳兼任督办，其第四区管辖温州。下属的官员得此肥缺，一个个勒索有门，生财有道，人人发财。民国的警察局、检察官、法院，在查处案件时暗中各有分工。警察局是抓到立即罚款了事，自己先捞一把，法院是欺软怕硬，给好处就把法律抛一边。
年，国民党政府一度让烟馆公开合法化，有指定的烟馆，烟民发放“准吸登记证”。烟馆就在前文提到的渔丰桥。不久又撤销了。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禁烟毒治罪条例，地方上设立鉴定所和戒毒所，对烟客进行鉴定和戒毒，有钱人家塞点钱就通过了鉴定，钱送少的给吃点药，教训教训，不送钱的，一律送进去强制戒毒。
所以说，旧中国禁烟，是禁者自禁，卖者自卖，吸者自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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