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创造了五千多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深重。年，巴黎和会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遭受屈辱，即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先进知识分子勇当先锋，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不可阻挡地爆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以及工业、农业、医学、政法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多名学生，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并放火焚烧曹汝霖个人官邸赵家楼。
北京五四爱国运动迅速得到浙南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5月22日，永嘉城区学生发表抵制日货文章。
5月25日，温州省立第十中学、第十师范学校等学生集队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抵制日货”“取消卖国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结束后，各校学生代表成立东瓯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号召市民团结救国。
5月29日，乐清同一国民学校名师生召开救国大会，成立学生救国会，并设柳市分会。
6月4日，乐清培坤等3所女校师生多人召开会议，成立女子救国联合会，并讨论抵制日货办法，表示“我女界……亦国民分子，不甘为亡国之奴隶，因而奋起直追”。
6月5日，十中、十师学生组织讲演团，分赴街头演讲，继又组织救国十人团，到永嘉上河乡（今属瓯海三溪）等地演讲，唤起民众的爱国热忱。膺符（今属瓯海）等地相继成立青年救国会，温州商界讲演团和女子讲演团也先后成立。
6月10日，瑞安中学罢课，集会声讨卖国贼，组织游行示威。
6月15日，原十中毕业生郑振铎（祖籍福建长乐，出生于今温州市区，毕业于温州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文物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从北京回温州，偕同十中同学陈仲陶、黄超、游侠等，创设救国讲演社，出版《救国讲演周刊》。
6月16日，沪、宁、京、津等21个城市学生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温州各校推派陈世奇等代表参加会议。
在全国各地的巨大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但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斗争仍在继续。
10月，浙南的古镇平阳金乡（今属苍南县）小学师生和进步知识青年多人举行反帝爱国游行，成立金乡反日救国会，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11月23日，永嘉城区学生罢课游行，声讨日本暴徒制造“福州惨案”。
年5月5日，永嘉城区中等学校响应北京学生统一行动的建议，宣告罢课，并致电北洋政府驳回日本的通牒，十中学生会负责人陈仲雷（原名陈烈，今温州鹿城区人。年由谢文锦、郑恻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被校方开除。
同月，温州各界成立温州救国会，发动群众继续抵制日货。在五四运动及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温州各地以学生为先导的全民性的“抵制日货，劝用国货”活动蓬勃开展。
在永嘉城区，学生们通过商会对各商店库存日货进行登记，宣布自即日起不得买卖日货，并组织队伍检查。省参议员杨雨农经营的“杨春记”货行，登记后仍购进日本海带58担，被查获后堆放在朔门外江边烧毁，杨被游街示众后还写了悔过书。八字桥洋货店店东孙某乘夜深人静之际，向东洋堂药房批购仁丹、牙粉等，学生侦悉，“与之理论，孙某恃蛮不服”“学生大为愤激，集众令其穿服红衣，遍游四城”。“马增记”洋行偷运的日本伞被学生查获，当即在三港庙后的江边烧毁。“广济”轮偷运一批日本草帽、皮鞋扣等物，学生们找到“元大”“正源”二店货主，没收货物并处以罚款。城区学生封存的日货有海带、布匹、东洋参、白糖、罐头等，最后集中在府前广场公开焚烧，震动全城。
在各县，平阳金乡反日救国会专门组织部分会员，在北门等几个主要埠头检查来往的货运船只，先后没收了一批东洋布、“白桃”火柴、东洋白（糖）、洋纱等。乐清学生救国会拖着空煤油箱沿街奔跑，向群众宣传不购买日货。瑞安中学生常在县城东门外、南门外码头查禁日货。泰顺、玉环等县也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学生抵制日货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
城区基督教徒列队而出，表明“基督教爱祖国，要救国，仇恨日本人！”
麻行僧街理发匠在禹王庙听了学生的演讲，“竟至泪下，即刻回店将日常所用之日本剪尽行捣毁，以表勿用日货之决心”。
府学巷一轿夫看见有人向东洋堂购来肥皂，立即将肥皂夺下，予以警告。
某机关一雇员向日商开设的广贯堂购买汗衫，被人发现，他自知理屈，立即将汗衫送回店内。
瑞安通济轮船公司工人将本公司购进的日货全部烧毁。
一些人过去以用日货为荣，此时变为以用日货为耻；一些受雇于日商单位的人均相继离去，连清卫工人都不愿为东洋堂、广贯堂清扫。
为了更有效地抵制日货，一些学生和爱国人士积极开设国货店，还组织国货贩卖团，上门推销国货。通过抵制日货活动，城乡广大群众树立起“中国人爱用中国货”的观念，洋货进口大为减少。据相关统计，年温州港进口日本海带担，比上年减少60.7%，洋布7.86万匹，比上年减少34.1%，日本布伞2.49万把，比上年减少24.7%。与此同时，国货销售量逐渐增加。年，仅从温州港进入温州市场的国产棉布就达匹，是年的2.65倍。
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学生们还查禁漏海。时值荒年，米珠薪桂，但一些奸商仍偷运粮食出海，从中牟取暴利，导致市场粮价飞涨。
年7月15日，设于永嘉城区东门高殿后三官楼上的学生检查站，查获“刘恒泰”闽行偷运大米出海，学生救国联合会报请当局要求处理。但永嘉县知事张濂和瓯海道尹黄庆澜竭力庇护，不予惩处。学生们愤怒上街抗议，商店相继罢市，人力车工人罢工，基督教徒列队参加游行，表示对学生的支持。而当局公然违背民意，派军警镇压，逮捕两名学生。16日，店门仍然紧闭。入夜，各游行团体提着灯笼，举着小旗，前往包围官府和黄庆澜住处，军警鸣枪警告。17日，全城戒严。学生们决定以“痛哭”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愤慨。他们从万岁里沿北大街向南进发，一边号啕大哭，一边高呼口号。沿街市民大为感动，有的跟着悄悄落泪。黄庆澜迫于舆论压力，邀集学生代表、县知事、商会会长以及各界人士协商，最后被迫接受条件：立即恢复被捕学生自由，礼送回家；封闭“刘恒泰”闽行，充公漏海粮食，惩办奸商；保证学生行动自由，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获释两学生披红坐轿，在众多学生的簇拥下，从商会出发游行，城厢合铺歌舞欢迎，均悬旗鸣炮，是时游人塞路，妇孺临门，拥挤之形莫可言状，至夜三时后始息。
《救国讲演周刊》声援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查禁漏海等活动。该刊设有言论、新闻、演讲、文艺、来信等栏目，围绕反帝爱国的主题开展宣传。凡本地成立救国团体或有抵制日货活动，该刊都及时予以报道，同时大量刊登国货广告。所刊演讲稿，“大声疾呼，振聋发聩”，号召大家持之以恒地抵制日货使用国货；所刊言论，“苦口逆耳，斯为晨钟”，呼唤民众奋起反抗，拯救中华。《救国讲演周刊》因黄庆澜庇护“刘恒泰”闽行之事，刊登了《漏海道尹黄庆澜》的消息，后又在第六期也即最后一期故意刊登一则“更正启示”，声明“漏海道尹乃瓯海道尹之误，瓯海道并非漏海道”。黄庆澜大为恼火，下令查封。
五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而五四精神的火炬，更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接力传递，发挥着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受五四爱国运动思想解放潮流的激荡影响，温州各地师生、工人和民众积极响应，举行示威游行、罢课、罢市和抵制日货等活动，这为温州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干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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