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章咪佳陈骥
温州，地处吴越与八闽之间，区域空间自古不大。今天的温州，全市陆域面积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平方公里。
其“局”不大，又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既没工业基础，也没有什么优势自然资源，能说出来的，都是不利条件，但温州人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朵奇葩。
从当年街头经典广告“江南皮革厂”，到走遍全国的“温州炒房团”，到全世界的小商品，再到经济学上著名的“温州模式”……
全世界人几乎都有一种印象：“温州人太会做生意了！”
然而我们真的读懂了温州吗？
温州文化学者洪振宁说：“对温州人经商哲学的理解，其实是‘因为会读书，才会做生意’。”因此，温州走出的浙商，有其独有的底子——永嘉学派的影响，让他们着眼于实干，又能跳开物的本身，有着面海而生的广阔视野。
浙江省社科联与钱江晚报共同推出的“东海人文纪行”走进温州，深读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当我们触摸自历史沿袭而来的文化脉搏之时，又看到，当下的温州人，影响着此时以及未来这片海陆之上的文化塑造。
（感谢文化学者洪振宁，作家哲贵，《温州商报》高亚、刘海丹、欧苗苗，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潘忠强、副主席张京对本组报道的大力支持。）
瑞安方言馆旧址
历史上，温州人是以会读书出名的。
朱熹理学传人真德秀说：“温多士为东南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滋养了一代代温州人——两宋时期，温州著名学者多达人，著作多部；南宋多年间，文科进士达人，其中状元6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已有两院院士27人。
而温州的现代化，正因为对文化的重视，而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当时，这种现代化由一大批乡贤人士举办新式文化、教育、市政、产业事业而肇端。
恰恰是文化底蕴和地域对生活于其上的人群的打磨，让温州的人文之潮，一旦涌起，便是奔涌向前的势头——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如今，5年过去，温州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过去的几十年，温州人走出、归来，勾连着世界与浙江的关系，也创造出一种开放的样式。
温州人有钱，有生意头脑！这话有一些言下之意的。
生意人，常常在人心里烙下和《包法利夫人》里对布商乐乐一样的刻板印象：唯利是图，没有文化。
写下了《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当然是这样认为，否则，温州作家哲贵也不会说：“福楼拜对乐乐有过8次侧面描写，但正面、甚至中性的描写一次都没有。”
哲贵的小说作品，原型都是温州人。但他认为，温州商人是有文化自信的。
永嘉学馆
在温州永嘉县的永嘉学馆门口，记者“遇见”三位先生。南宋时期的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他们是宋朝“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最初由薛季宣提出，被他的学生陈傅良继承；后来由政治家叶适集大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温州人的文化渊源。
哲贵说，与理学、心学学派不同，永嘉学派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这是一种唯物哲学，认为客观事物的‘道’，必须通过具体的实物来认识；但同时，又不被实物体所束缚，是自由的，要创新的。”
温州的商品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永嘉学派说。今天温州商人主张“实业兴邦”，坐而论道容易，挽起袖子自己干就难了！
“为了弥补温州先天的不足，温州人做事业的特点很明显，特别勤奋，喜欢抱团。”洪振宁说，所以温州人通常多这样的群像，不太有特别突出的个体。
洪振宁参与编写的《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温州卷》里，讲述了近百个温州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任选一个故事的片段，都可以以点窥面温州商人的群像——
年，温州商人王均金和大哥王均瑶在长沙做生意，一大群温州老乡都在一起干。那年春节，大家决定回家过年。归心似箭的温州老乡们包了一辆大巴回家，一路上风雨兼程，累坏了的王均瑶感叹：“汽车真慢。”当时老乡打趣他：“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去。”
没有坐过飞机的王均瑶，把这话当真了，立马从敲开湖南省民航大局的门开始实施。经过半年多努力，往返苍南和长沙之间，盖了多个章，年7月，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载着满座的客人，从长沙飞回温州。
这之后，王家兄弟不止包机50多条航线、每周多个航班，还建立了自己的民营航空公司。
外人说：“温州人这哪是第一个吃螃蟹，这是吃鳄鱼！”这样“胆大包天”的温州人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堆、一群，无数个。他们心里埋着先贤传递的哲学基因：着眼实事，敢为天下先。
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宋恕、陈黻（fu）宸、项氏兄弟等，他们不但是瑞安与温州地区的文教大族，是大学者、学政、经学家、数学家、教授，而且身先士卒地倡导、举办了新式产业、现代商业和文明市政。
他们促使瑞安的学校、工厂、公司、邮政、码头次第兴建，即使是在当时现代化事业中“开风气之先”的江浙地区，瑞安也是“敢为天下先”，而走在大部分州、府、县之前。
清光绪二十三年(年)2月16日，瑞安先哲项湘藻、项崧兄弟俩创办的瑞安方言馆开学，这是浙江省创办最早的外语专科学校。
清嘉庆年间瑞安县城图，红点为项氏家族住宅位置（资料照片）
瑞安僻处东南海隅，没有天时地利优势，却能领全省之先创办学习外国语言的方言馆，决非偶然。
年代，北京、上海、广州举办同文馆、广方言馆（都是外语学校，专为培养外交、翻译及准备出洋留学的人才）的时候，其他城市并无兴办新学的举措。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的宰割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力冲撞，有识志士纷纷呼吁开启民智，传播西学，兴学图强。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瑞安乡著名经济学家、维新教育家孙诒让先生，和项湘藻先生等积极呼应，在浙江省内率先创办学习算学的学计馆，和外语的新式学堂方言馆（老大自居的清政府素以“天朝”为中心，外国语言也只能和地方语言一样被称作“方言”）。
瑞安方言馆分为西文（英语）、东文（日语）两班。东、西文两班各招收学生二十五名，专修通用的英、日语文，兼习世界历史、地理常识。
孙诒让编写的《泰西史约》被采用为课本，捐赠的中外舆图也在教室中陈列。外文专任教习高薪聘请上海圣约翰书院（年始称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蔡华卿担任。办学经费来自社会的募捐和学费收入，学费每生收五十银元。
年，瑞安绅学界根据清廷“所有书院均改设学堂”的诏令，将学计馆、方言馆合并，改办为瑞安普通学堂。
方言馆办学五年，虽然所教所学的只有英文、日文和史地常识，但一些学生学有所成，当时瑞安赴东、西洋留学的青年差不多尽出其间。
有些学生考入国内外语学校学习，有史料可查者有：项骧、蒋咸平、项漱泉、项朴如等。
项骧故居，瑞安市文保单位
蒋咸平从上海教会学校——尚贤堂攻读英语毕业，先后任温中、平中、瑞中英语教师，是瑞安最早的外语教师之一，著有《英语语法》。
最为出名的是项骧，先去上海南洋公学学习，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参加清廷举办的留学生回国殿试，获一等第一名，时称“洋状元”。民国成立后，他曾任财政部次长，盐务署长及全国盐务稽核总办等职，其生平载入早期中国名人录。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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