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职校生
李静怡年出生，年进入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徐州财校”），5年后毕业时，她刚满20岁。22岁的时候，她通过专升本考试，拿到苏州一所大学的本科文凭。现在，她在一家业内知名的人力资源公司做项目经理，和一帮“”学校的硕士成了同事。
李静怡的这段经历完全可以当一个励志故事来讲，毕竟在她身后的多万职校生里，只有凤毛麟角能够进入大公司，获得一份有潜力的工作。不过，徐州财校没有邀请过她回去分享经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她的故事与一所职校所需的励志叙事是错位的。
把李静怡介绍给我采访的是徐州财校的前副校长刘景忠，他虽然已于年退休，但仍是一位职业教育的敏锐观察者，笔耕不辍。刘景忠特地在电话里提醒我，李静怡的经历并不典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职校生里的“异数”，其中有运气和天赋的成分，当然更离不开她的个人努力。对徐州财校的大部分毕业生来说，留在徐州市里或者回老家的县城，在一个小企业（通常是商场或者超市）或境况好点的单位，找一份收入不算高，但在当地足够生活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这是他们人生的标准模板。
虽然简单地评判在一个大企业工作和待在一家小超市做收银员孰好孰坏是非常草率的，但这几千万年轻人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入他们所处的位置，当其中有人拒绝这种人生设定时，他们将会面临什么，这是个值得考察的问题。
如果你环顾身边，发现你实际上碰不到几个职校生，那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数字会告诉你，职校生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年，全国有职业院校1.17万所，年招生万人，在校生约万人。其中，中职学校1.03万所，年招生达万人，在校生约万人，招生和在校生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37%、39.47%；高职（专科）院校所，年招生约万人，在校生超过万人，招生和在校生分别占高等教育的46.63%、40.05%。这是来自中国教育部的官方数据。
数字显示的真相是，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年轻人上不了大学，他们在中考和高考中落败，从“独木桥”上被挤下。“上了大学，前途就会一片光明。”这样的观念也是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的，但他们早早地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家长和老师们几乎不去提及或者描绘，这些被挤下“独木桥”的孩子后来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通常只是作为同龄人或者低年级学生的反面教材而存在着。
李静怡家在徐州市区，她在初中读的是重点班，全年级多人，她的成绩稳定排在前名，属于她所说的那种“中不溜的”。她没考上重点高中，也不愿意去一般的高中，加上她那进入青春期以来就越发强烈的独立愿望，选一所在市里口碑还不错，离家也近的职业学校怎么看都是个合理的选择。
不过对她的同系师姐陈慧来说，要不是考虑到家庭经济困境，已经考上高中的她内心是瞧不上职校的。她家在徐州郊区农村，父母以务农为生，贫困的记忆贯穿了她少年的时光。她们的同学大多是在父母的意志和考分的现实面前无奈妥协，进了职业学校——几乎没有人是兴高采烈、满怀希望进来的。
苏州工业园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兼浙江永嘉学院副院长王寿斌介绍说，大部分职业院校虽然也实行“报考”制度，但事实上已经是敞门招生，“宽进宽出”。以江苏高职为例，全省高职院校多达90多所，生源总体供不应求，所以几年前就已实现“注册入学”，亦即“应读尽读”，“想读尽读”。
虽然招生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会把孩子送到职校来，事实上，职业学校的生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而且集中的程度越来越高。当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市场遇冷的时候，他们便成为首当其冲之人。
疫情之下，企业大幅减招，造成就业压力王寿斌发现，今年疫情以来，苏浙地区的外资企业基本都进行了减招，而中小企业则借机提高了招聘条件。这造成了本科以上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下移，客观上挤占了专科以下职校生的就业岗位，使得他们的就业机会更少。至于今年大学毕业生热衷的公考——本来按照中央和教育部的安排，今年各地政府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招聘时要优先招录应届毕业生——职业院校的毕业生通常因为达不到最基本的学历条件而没有资格参加。
做人力资源工作的李静怡对就业市场的变化感触更加直接。她正在做的一些招聘项目，接触的都是全球前位高校的硕士毕业生，转正后年薪也只在10万元左右，以前招聘学历只要求大专的，现在企业要求提高到本科。“很多企业都会这样，本来需求就少，趁着人多，肯定想招一批更优秀的人。”找工作，对职校的年轻人来说变得更加艰难，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又远不止就业。
“不出事”即可
在李静怡一岁半的时候，父母就因为无休止的吵架和家庭暴力而离婚，他们各自重组家庭后有了新的孩子，李静怡从小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在她25年的人生记忆里，她和父母从来没有一起吃过一顿饭，三个人也从未在任何场合同时出现过。开始懂事以后，“我到底是不是被抛弃的人？”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李静怡。她曾在心底里强烈地诅咒过父亲，希望他出车祸死去。
尽管她长大后明白，那个让她憎恨的父亲形象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母亲的单方叙述上，有不少失真的成分，但多年的疏远早已使父女关系变得淡漠。她和父亲现在一年都很难见一次，即使见面了，也客客气气的，跟见客户差不多。母亲虽然和她来往多一些，但她们也没有太多的亲密感。
在徐州财校，像李静怡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并不在少数。刘景忠当主管教务的副校长时，每年都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公布在新班级的黑板上。他认识了不少父母离异、从小跟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长大的孩子，还有的孩子因为计划生育超生，从小被寄养在别人家。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充满了困惑、迷茫和痛苦，因为无人引导，更容易走入歧途。
做了40多年职业教育的刘景忠发现，在职校学生的身上，几乎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所有的矛盾和问题，他们的背后有下岗家庭、贫困家庭、离异家庭、单亲家庭、暴力家庭，还有父母忙于工作挣钱而教育缺失的家庭。职业学校就像是一面反光镜，照见整个社会庞大体系中的各个角落。
李静怡读小学时，有一个老师很看不起她，老师说了一句让她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像你这种家庭的小孩，要不就特别好，要不就特别堕落，特别差。这句话深深刺激了她。她心里偏偏想，“我不要变得特别好，但是我也不要堕落，我就要做那种中不溜的，能好一点就好一点”。在十二三岁的年纪，李静怡对独立的渴望已经远远超出同龄人。她告诉自己：“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能被谁左右。我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那我就去做。”
但是到了徐州财校后，李静怡很快对自己的选择后悔了。她发现那里完全没有学习的氛围，有的同学竟然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会背，有的老师上课几乎就是照着教材念，想考英语四级，却被告知报不了。
李静怡选的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是五年制高职，毕业后拿大专文凭。她同宿舍的六个室友都来自徐州周边的六县，只有李静怡是“城里人”，反而因此常常遭到孤立。“你如果说想学习，想追求一些别的东西，但周边的人都在吃喝玩乐，你在那个环境里很难自律。”她非常失望，但已无路可退。
正是从李静怡这一级入学的学生身上，刘景忠开始观察到一些与往届学生不同的特征。“往年的学生，进校第一年通常都会比较紧张，不适应，有孤独感。但是级的学生进来以后不太一样，他们好像马上就有一种做主人的感觉，觉得比他年级高的师姐师兄也没什么了不起，我行我素，自我张扬，对很多东西看起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前些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经常有排球比赛，场边围满了观看的学生，直到天黑，人群也不愿散去。后来看的学生少了，再后来，比赛根本组织不起来了。对于本就不多的考试，学生们也不太在意了，考试前围着老师套题的场面在校园里几乎绝迹。大家似乎都躲进了自己的世界，彼此不再互相关心。在职教生涯的后半段，刘景忠常常因此陷入困惑——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年轻人身上的那种“满不在乎”？
在李静怡身上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部分回答这个问题。徐州财校的学生80%都是女生，高职五年里，当身边的很多同学青春萌发，忙着谈情说爱时，李静怡却给自己画了一条红线——“我可以谈恋爱，但对方一定要是矿大一本的。”
现在的她也无法解释自己当时为什么会给自己的爱情制定一条这样的标准。“矿大”（中国矿业大学）是徐州市内最好的大学，地理位置离徐州财校不远，但徐州的学校还有不少，为什么一定非此不可？李静怡是这样说的：“我当时认定不跟本校的人谈，觉得没什么意义，也很难跟他们沟通，他们给我也带来不了提升。”
李静怡的“恋爱准则”不完全是一种少女式的幼稚，其背后隐含的其实是她对所处环境的彻底否定，所以她才会把学校从自己的爱情想象中排除出去，就如同重点高中因为分数不够而把她排除在外一样。
学生对学校不屑，老师对学生不满——事实上，职业学校的内部生态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生源质量不断下滑，另一方面，教学水平也同步下滑，人们很难弄清其中谁是因谁是果。
刘景忠对这种状态的持续感到痛苦。在很多学校，专业设置越来越同质化，恨不得每个学校都开一个汽车维修专业；师资队伍的学历要求反倒越来越高，从本科、硕士，甚至博士都有了，但老师们越来越多地把精力投入到申报职称、项目中，对教书育人、技术实操不太在乎，教学和产业需求自然越离越远。
刘景忠曾为此提出一个措施，要求系里的老师轮流下企业去实践，而且至少工作半年。“不瞒你讲，为此，我们系主任对我有意见，专业老师对我有意见，一把手对我也有意见。”徐州财校在当地素来以会计专业最为吃香，师生比也最不合理：学生太多，老师太少。
在这种情况下，刘景忠还要把老师抽调出去，系里自然不干，被调出去的老师也觉得这半年的代课费没了，自己会吃亏。刘景忠后来就去找校长谈，争取到了让下企业的老师能在这半年享受学校平均的代课酬金。推行了几年，效果其实不错。刘景忠说，下过企业的老师回来讲课的时候明显更贴近实际，讲起来也更有底气了。但等刘景忠一退下来，这个政策戛然而止。
“职业教育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也是最好办的教育。”刘景忠解释道，“说难办，是因为孩子的综合素质确实比较差，生活能力较弱，学习习惯不好等等。学校里面跳楼的、自杀的、谈恋爱的、生孩子的都有。说好办，就是你只要管住他，只要他不在学校出事，三年以后和你就没关系了。现在很多校长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别出事’，至于培养出的学生素质如何，就业质量怎么样，没有人真正来考核这个。”
刘景忠现在还担任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顾问，这所学院是江苏省职业教育的一种特殊模式，下属的办学单位有近所省内学校，对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发放文凭。他参加了三年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质量年度报告的撰写，对就业情况比较熟悉。他告诉我，职业学校的就业形势一直存在着“虚胖”现象，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虚假。“每年的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宣称的高就业率水分很大。就业率高是统计出来的，统计的依据是什么？是各个学校上报的材料。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职业学校的就业率是有考核的，所以各校都会尽量抬高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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